1950年《現代佛學》期刊發表一則關于成立大雄麻袋廠的新聞短訊，新中國首屆政協會議參加者中唯一的佛教僧侶代表巨贊法師就是大雄麻袋廠的董事長。他提出，“麻袋是工農必需品，用途很大。過去依賴印度輸入。每年的一萬萬條，約合五千萬美元，占全國進口的第四位，實在是一大漏厄。因此中央提倡種麻價值之所在。麻袋，逐漸達到自給。據農業部計劃，本年增產麻袋二千五百萬條，1953年增產至七千萬條。所以麻袋業前途無量。手工制造，并不十分麻煩，尤其適合出家僧尼。”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家僧侶創辦的麻袋廠，代表著新中國的僧侶開始嘗試“勞動自養”的社會實踐嘗試。建國初期的中國經濟極度衰弱，國民生產領域的價值總額偏低，物資匱乏，很多商品要依賴進口，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面臨國際封鎖和打壓，導致國民生產總值水平較低。巨贊法師根據國內經濟的現狀，結合僧侶的勞動生產能力選擇了手工勞動這種比較初級的勞動環節，即可以解決社會需要同時又可以解決僧侶參加勞動生產解決“自養”的問題。1950年到1952年，在巨贊法師的提倡下京津地區的佛教僧團先后成立大雄、大仁、大力麻袋廠等經濟實體，廣大僧侶通過參加生產勞動既解決了自養的問題，還積極參與了國家建設，為佛教“生產化”探索了一條新路。

       釋巨贊（公元１９０８—１９８４年），江蘇江陰人，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樸，生前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務。他連續當選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及第六屆的常務委員，是當代中國佛教界愛國愛教僧侶的典型代表。他以宗教界人士身份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是唯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的佛教僧侶。政治上進步愛國，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通過創辦工廠等方式，鼓勵廣大僧侶參加生產勞動，提倡“佛教生產化”，為佛教積極適應新中國社會進行了有益社會實踐。

       巨贊法師所踐行的“佛教生產化”從形式上看是通過參加社會生產解決僧團的經濟問題，從佛教祖制上符合禪宗清規的傳統，在城市里弘法的僧團沒有土地經濟支持，不能實現“農禪并重”的叢林生活，巨贊法師變通了生產形式，鼓勵廣大僧侶通過參加手動勞動的方式“出坡勞動”。新中國成立以后，一部分僧侶不愿意參加社會生產，他們比較滿足于依靠居士供養來生活，由于廣大人民群眾對這種方式比較抵觸，這種“供養”也就慢慢消失了。不得不參加生產勞動的廣大僧侶對參加手工勞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為此，巨贊法師提出僧侶參加手工勞動的理由，“我們開辦大雄麻袋廠的目的有三:一是遵照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的指示，使一向過著寄生生活的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產，達到自養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產建設。二是通過學習，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于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神,增進修養。三是以佛教生產事業維持佛教文化事業。”從他解釋辦廠自養的目的上看，巨贊法師不僅僅簡單的將“佛教生產化”建立在解決僧團的生存的問題，而是站在清規祖制的立場，將辦廠勞動提升到提升佛教信仰的高度。通過自養獲得經濟能力從而弘揚佛法，又通過自養解決生存問題，在不依靠“供養”的情況下實現“自養”去掉“寄生蟲”形象。

       按照佛教傳統佛教四眾的組織體系已經實現了佛教經濟分配的閉環，居士供養三寶，護持佛教發展，這就是“護法”；僧侶精進修行，弘揚佛教，這就是“弘法”。“護法”和“弘法”又在佛教衍生體系中實現了佛教事業發展的閉環。佛教經濟上的閉環和佛教事業發展上的閉環成為佛教事業發展的兩輪驅動，促使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系統能夠源源不斷的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文化產品，滿足民眾的精神需求。這是佛教事業發展的“生態動力”。

       這種“生態動力”是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豐富的前提下，同時人們又存在一定的精神苦悶，這種苦悶就是佛教所說的“人生實苦”，這既是佛教產生的精神基礎又是佛教發展的精神基礎。佛教發展的“生態動力”需要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滿足僧團生存的經濟基礎；二是信教群眾感知“人生實苦”的精神基礎。兩個基礎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從這個“生態動力”角度理解，只有兩個基礎同時存在而且社會需求旺盛才能保證佛教快速發展，雙方形成“供需兩旺”的生態氛圍。五臺山碧山寺山門兩側有“護國佑民，法輪常轉”八個字可以完美詮釋“生態動力”的內涵，這兩句話體現了佛教發展的兩個基礎，“護國佑民”就是要求佛教要發揮積極作用，為社會尤其是廣大信教群眾提供優質的佛教文化產品；“法輪常轉”體現對應“護國佑民”的辯證關系，如果佛教實現不了“護國佑民”的社會作用，那佛教事業的發展就會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發展。“生態動力”是依據佛教自身發展規律和教理教義總結出來的發展的內在動力，在常態下這種“生態動力”是可以實現自驅運轉的。但是，在社會發生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一旦這個生態被打破，那佛教的發展就會失去動力。

       巨贊法師提出“佛教生產化”就是要僧團實現自養，促使僧團在經濟上實現“自主”乃至通向“自由”，從而確保僧團能夠正常為社會提供佛教文化產品。巨贊法師解釋創辦麻袋工廠的三個目的可以總結為六個字“自養、修養、弘揚”，自養就是解決生產問題，巨贊法師解放前就大聲疾僧團要自養，要自力更生，再靠信眾的“供養”佛教就會走向滅亡。巨贊法師這里所說的“供養”是和“弘揚”相對應的，如果僧團能夠為社會提供優質的佛教文化產品那么這種“供養”就是佛教發展的經濟基礎，信徒滿足了自己的消費欲望，這種“供養”就是健康的、良性的、無害的。反之，如果僧團不能夠為社會提供優質的佛教文化產品還要得到這些“供養”，那這種“供養”就是病態的、惡性的、有害的。按照市場規律理解，高額的商品價格購買了低品質的商品價值，長期如此就會被消費者“淘汰和拋棄”，導致商品供應方“退市”。巨贊法師大聲疾呼的“自養”就是意識到如果僧團不能夠提供優質佛教文化產品就不要參與社會交換，最后的結果就是被社會拋棄。

       按照“生態動力”理解，建國初期的佛教界面臨了這個生態動力自驅動力不足甚至消失的困境，在經濟基礎上，國民生產總值偏低，社會經濟收入偏低，人民群眾收入偏低，整體國家經濟水平偏低，經濟能力的不足無法滿足“生態動力”的第一個自驅條件；同時由于新中國的成立，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移除，讓包括佛教徒在內的廣大中國人民對未來充滿希望，雖然物質上還處于匱乏狀態但是心中充滿希望，對社會充滿希望，對國家充滿希望，對自身充滿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大踏步地邁向新的征程，充滿活力的社會讓“人生實苦”的理念失去了思考的空間。人民群眾充滿陽光的心理狀態和充滿活力的社會運轉機制讓佛教“生態動力”失去了自驅的動力來源，如果佛教僧團在這個大的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還不能“調試”，那只能“坐以待斃”。

       按照佛教傳統僧寶是“人天師”，理想的“佛教法師”是無所不能的，是佛陀精神傳承的在世弟子，而且僧寶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個體而是包括因地釋迦牟尼在內的古往今來、東南西北、已生往生再生的所有僧侶的集合體，這是僧團的本質含義，當下活躍在人間社會的僧侶只是這個“神圣僧團”的一部分。按照佛教傳統解釋僧侶是佛教徒尤其是居士群體的精神指導者、行動領導者，既是精神生活的導師，又是物質生活的楷模。但是，舊中國國情下大部分僧侶已經失去了這種符合“人天師”標準的“佛教師范”，這不僅是巨贊法師提出“新佛教”的現實基礎，也是太虛大師等高僧大德提出佛教革新運動的現實基礎。在巨贊法師看來，新中國需要新佛教，新佛教更需要“新僧侶”，通過參與新中國建設，通過參加思想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提升自己的社會覺悟，就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新僧侶”。他提出，“參加大雄麻袋廠工作的僧尼們的性質，大約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對于佛教信仰相當堅定而保守，但是缺少大乘佛教的實踐工夫。常常根據主觀的愿望，期待著一個適合自己要求的環境，得以提高自己的修養，而不能在人我是非之中檢討自己主觀的錯誤，克服自己的煩惱，去適應環境,提高修養。因此對新社會的一切，有前進的心無前進的力。第二類對于佛教信仰旣不深，也沒有提高的要求，只是紡一天麻拿一天工資，其他都無所謂，有時不免因為重視個人的利益而忽略全體利益，影響生產。第三類是熱心佛教事業而缺乏事業經驗，看事太易，自信太強，在實際工作中常常失敗，致生煩惱。這都是長期在封建社會里養成的缺點，而我們沒有用全副精神，想辦法教育他們，改造他們，不能不引咎自責。”

       巨贊法師從本質上通過“佛教生產化”讓廣大僧侶改變傳統經濟生活方式，進而獲得“新僧侶”的覺悟，才能保住“一領袈裟”，重新被新社會接受。巨贊法師的“新佛教”就是在“生態動力”失能的情況下，為佛教發展和僧團生存提供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這個邏輯就是巨贊法師提出“佛教生產化”的最大的經濟邏輯，辦廠自養就是通過自養提高修養，從而達到弘揚佛教的目的。這是巨贊法師“佛教生產化”的目標指向，在實現這個循環的過程中“佛教學術化”是弘揚佛教的基本條件，沒有文化和學識是不可能為社會提供優質佛教文化產品的。但是在自養問題上巨贊法師是因為建國初期的經濟生活實際提出來的，巨贊法師也不完全否定健康的、良性的、無害的“供養”但前提是要為社會提供積極的服務。巨贊法師的關于“新佛教”的兩個基本主張是通過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也就是僧團的生存問題，再完成佛教的發展問題。從自養、修養到弘揚，看到巨贊法師對“新佛教”設計的良苦用心，“新佛教”建設是新中國佛教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一劑良方。

      參考文獻：
      1.巨贊：《大雄麻袋工廠試辦開工》，載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三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1013頁。
      2.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從大雄麻袋廠的加工訂貨說起》，載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807頁。
      3.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從大雄麻袋廠的加工訂貨說起》，載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807頁。
      作者：彭宇，男，漢族，1979年2月出生，山東聊城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科學導報·現代教育》

      （責任編輯：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