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靈隱寺，自古就是高僧輩出、大德接踵的名剎。本世紀20年代初，一位博學多才的愛國志士在靈隱寺出家為僧，并成為當代傳奇式的愛國高僧，受到世人敬仰，他就是巨贊法師。

巨贊法師佛學造詣深厚，尤其是對唯識和禪宗致力特多，且具有獨到見解。他一生博聞強記，敏而好學，兼攻英、日、俄、德、法等國語言和梵文，閱讀佛經達7000余卷，撰寫佛學論著和國學經典研究著述近500萬字，其中閱讀佛經筆記就多達300萬字，后來匯集成《巨贊法師全集》。

1949年9月，巨贊法師曾作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出席全國政協一屆會議，并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后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1984年4月7日，巨贊法師在北京圓寂，世壽七十七歲。巨贊法師的愛國情懷、道德文章、佛學修持，不僅長期為佛教界所稱道，而且深得文化界、社會科學界的贊譽。值此佛學教育家巨贊法師誕辰110周年之際，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深切緬懷這位經歷傳奇、貢獻特殊的高僧。

巨贊法師（1908-1984年），俗姓潘，名楚相，字琴檏，筆名甚多，原籍江蘇江陰，青年時就讀于江陰師范學校，后來進入上海大夏大學。1929年春回到家鄉，任金童橋小學校長，并秘密參加共產黨地下活動，負責江陰東鄉的組織宣傳工作，后為土豪劣紳告發，1930年秋被國民黨省黨部下令通緝，險遭逮捕。

1931年，他到杭州靈隱寺要求出家，遇到太虛大師，當時太虛大師在靈隱寺任首座和尚，大師讓他撰文敘明出家原因和抱負，他模仿《莊子》的筆法寫成，太虛看后十分欣賞，隨即將他留下并介紹給靈隱寺方丈卻非披剃出家，法名傳戒，字定慧，后改名為巨贊。

同年至南京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受戒之后他對佛法義理的學習非常用功，努力鉆研唯識法相、天臺教觀、華嚴義理、三論、禪學等，這段時間他受太虛大師影響很大，一直追隨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尋求中國佛教發展的新途徑。

1932年，由周少猷介紹到南京支那內學院，跟隨歐陽竟無學習佛法，住了數月。1933年，應太虛大師的邀請赴重慶漢藏教理院任教，邊教邊學，經過一年的刻苦參究，對許多佛學問題有了解答。1934年，巨贊回到南京支那內學院繼續深造，三四年間遍覽群經，參究法義，前后讀經八千多卷，寫下數百萬字讀經筆記，這為他后來的佛學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6年，巨贊法師到廈門閩南佛學院任教，在此期間先后在《佛教公論》發表《先自度論》和《為僧教育進一言》等文章，受到各界好評，尤為得到弘一法師的贊許，還曾專門撰寫對聯贊揚巨贊法師。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此民族存亡的危難關頭，年僅29歲的巨贊法師從古寺清修的出家人，變身為奔赴前線的勇敢斗士。他為抗日宣傳，為救國吶喊，鼓勵佛教界投身全民抗戰的洪流。他在集會中大聲疾呼：“抗日救國人人有責，救苦救難，除暴安良，消滅害人魔鬼，正是大慈大悲的菩薩行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1939年，他在葉劍英的支持下，成立“佛教抗戰協會”、“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擬定《南岳佛道教協會組織大綱》，相繼發表《告各地救亡團體同志書》《致抗日將士慰勞書》《佛家之救亡抗戰論》，率“佛教青年服務團”奔赴長沙前線。周恩來親書“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相贈，勉勵法師和積極抗戰的佛教青年。此后，他主編《獅子吼》，宣傳抗敵，投稿《大公報》，號召救亡，為抗戰奔走服務，一刻不息。

1944年，他避難瑤山，協助瑤王李榮保伏擊日軍，殲敵百余，保護瑤胞免受蹂躪。巨贊法師以方外之身，引領佛教界宣傳抗日、支持抗日的義舉，得到了徐特立、李濟深等社會名流及各界人士的高度評價。

解放前夕，佛教界動蕩不安，許多高僧大德都選擇了去臺灣，然而巨贊法師卻堅持北上，當時許多人對此很不理解，有辱罵他的，嘲笑他的，也有同情擔心他的。對此，巨贊法師坦言：“我為佛教在新社會中，爭取一個合理的立場與正當的工作崗位而來北京。”而且在他與法舫、印順等法師的信中更是說道：“兩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忍置身事外任其生滅乎？”

正是懷著這樣赤誠的護教之心，1949年4月，巨贊法師自香港抵達北平，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由于在抗戰時期的突出貢獻，他被推舉為660位開國元勛之一，是站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唯一的僧人。

同年他與周書迦等人籌議佛教改革，籌辦中國佛教協會與中國佛學院。這段時期他還上書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收回廣濟寺，并為了穩定佛教界的情緒，為了佛教的改革，倡議開辦大雄麻袋廠，親自兼任董事長；隨后創辦《現代佛學》月刊，推舉陳樞銘為社長，巨贊法師任主編。

后來巨贊法師主持了北京佛教界抗美援朝座談會，發起過佛教界的愛國示威游行，成立了北京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員會，當選中印、中緬友協會員等等，這些舉措使得他為佛教奔走呼吁提供了方便，但也引起了許多教內人士的不滿和不理解。文革時期巨贊法師遭遇迫害，入獄七年，1980年平反之后，繼續致力于佛教的復興。

巨贊法師劫難過后寫過一詩，從中足可看出他的高潔、豁達與擔當。不婚不宦情如洗，獨來獨往無所求。收拾乾坤歸眼底，一肩擔卻古今愁。

巨贊法師出家不久，即深入經藏，兩次入南京支那內學院潛心研究佛學，熟讀經典7000余部，寫下筆記300多萬字，學術論著147篇。求知路上，巨贊法師孜孜不倦，從不間斷，經不斷積累，終于成為精研三藏、博通二乘，明于經史、工于詩文，旁涉氣功中醫、兼攻6種文字，學識淵博的佛學泰斗。

巨贊法師一生極重佛學教育和僧才培養，1933年即任教漢藏教理院，邊教邊學。后相繼任教廈門閩南佛學院、南岳華嚴研究社。1946年，親手創辦杭州武林佛學院，致力發展僧伽教育。他教書育人有自己的一套主張，曾發表《為僧教育進一言》，立論精辟，見解獨到，弘一法師讀后“嘆為稀有，不勝歡悅”，贏得了當時佛教界開明人士的高度認同。

新中國成立后，他多方奔走，積極參與籌備成立中國佛學院，對新中國的佛學院寄予極大期望。他說，新中國的佛學院應該朝氣蓬勃，有新的面貌、新的氣概，能培養出與新社會、新時代相適應的佛教僧才，同時提出他的建議：“不要有門戶之見，要有比較考證的方法，要有新的工具——學習外文，要有新的觀點——歷史的觀點、發展的觀點，要痛下功夫，真參實學”。

中國佛學院成立后，他擔任副院長，堅持親自授課。教育學僧尤重學修并進、定慧雙修，從完善僧格入手，指導督促學僧勤于內典、深究實悟，同時廣泛學習文史、數理化、外語等“世學”，啟發佛學院師生樹立“人間佛教”思想，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佛教人才。

伴隨著社會的變革，近代佛教出現了改革的浪潮。巨贊法師自覺擔負起佛教變革復興的重任，曾自言：“二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忍置身事外而任其生滅?”

上世紀30年代初，他追隨太虛大師探尋佛教改革和現代化的途徑，1940年提出佛教改革要堅持“學術化”、“生產化”的口號，隨后寫成20余萬字的《新佛教概論》，明確指出要排除佛教中的迷信毒素，棄偽揚真、澄清思想，發揚菩薩的積極精神，同時對僧伽制度、人才培養、文物整理等多方面都有闡述�？偟姆较蚓褪欠鸾掏揭�提高知識水準，研究入世出世的一切學問，生活上自給自足、自我完善，適應時代，對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1948年，他寫成《新中國佛教改革草案》，通過潘漢年轉呈黨中央。

1949年，巨贊法師應邀赴京，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認為新中國新制度的誕生，給了佛教一個蕩污滌垢的良機，遂會同周叔迦等佛教同仁，上書毛澤東及各民主黨派，力主改革全國佛教。其后，又和趙樸初等一起籌建中國佛教協會，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創始人之一。

自1954年起，巨贊法師一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曾兼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長期指導中國佛教協會的各項建設，協助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增進各民族佛教徒的團結，鼓勵信眾積極建設社會主義。十年動亂，法師身陷囹圄，愛國愛教之心始終不渝。“文革”結束后，他積極協助政府落實各項宗教政策，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投入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佛學院的恢復工作，開展國際間的佛教交流，為推動中國佛教事業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4年，巨贊法師于北京圓寂，世壽七十七歲，僧臘、戒臘各五十二。

學習巨贊法師六種精神

巨贊法師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變革時代，在時代的大潮中，巨贊法師對國家、社會、佛教都有深刻的思考，每每在最關鍵的時刻作出正確的抉擇，巨贊法師的路，走得堅定而從容。

縱觀巨贊法師的一生，他不是自求解脫的自了漢，而是入世救民的大菩薩；他不是皓首窮經的老學究，而是紹隆佛種的大教授；他不是冷嘲熱諷的旁觀客，而是勇擔重擔的佛教改革家。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追求真理、銳意革新，不愧是佛教界愛國愛教的一代楷模。

我們緬懷巨贊法師，我們紀念巨贊法師，是因為他身上凝結著六大精神。愛國精神：救國救民、抗擊外侮；好學精神：文通六國、深入經藏；鉆研精神：耕耘萬言、著作等身；擔當精神：一肩擔起、舍我其誰；自律精神：淡泊名利、持戒精嚴；革新精神：銳意進取、不斷創新。(文、圖：靈隱寺)
 
      （編輯：一賢居士)